夏某是某物流公司员工，2016年10月17日，夏某在工作过程中被车辆撞伤，当场死亡。2017年2月1日，公司与家属签订《工伤赔偿协议》一份，载明：
现甲、乙双方一致确认，乙方的情形符合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所规定的工亡情形，现甲、乙双方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、《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》等规定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达成协议：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死亡待遇款（包括但不限于：死亡赔偿金、丧葬费、被扶养人生活费、医疗费、护理费、住院伙食补助、交通费等）合计人民币50万元整；上述款项给付后，双方之间的工伤、劳动争议一次性解决，劳动、工伤保险关系终止，此后双方再无任何纠葛，乙方不得再向甲方主张任何此类权利；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双方签字生效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在该协议上加盖公章。协议签署后，公司先后向家属支付赔偿款300000元以及200000元。
2017年2月5日，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，认定夏某死亡性质为工亡。事故发生后，夏某家属还获得肇事方车辆保险公司赔偿款共计800000元。夏某死亡时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1195元。《工伤赔偿协议》履行后，夏某家属认为按照法定标准，一次性工亡补助金应为623900元（31195元×20倍），公司已支付赔偿款500000元，还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23900元，双方发生争议。
一审判决：《工伤赔偿协议》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情形，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
一审法院认为，当事人就工伤待遇达成的协议，其内容并非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劳动权利义务的约定，而是对工伤待遇赔偿责任的承担所作出的约定，其性质并非劳动合同，而是具有一般合同的属性。故本案的争议焦点是双方签订的《工伤赔偿协议》是否存在可撤销行为，协议是否具有可撤销性，关键看其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或显示公平的情形。
本案中，双方签订工伤赔偿协议时，夏某已经死亡，家属对自己能够获得的利益应当有所认识，双方进行协商的过程，是各自综合自己的实际情况，进行博弈的过程，对预期的风险都应当有预判能力，从赔偿协议的内容看，既约定了赔偿金额，又列明了工伤赔偿的具体项目，还写明了参照的法律，这说明双方当事人对工伤赔偿的法定标准是知情的，故不能认定家属在订立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。关于是否构成显示公平，依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规定的待遇项目和标准，因夏某死亡，家属可获得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为623900元（31195元×20倍），公司已支付赔偿款500000元，并未低于法定标准的50%，家属实际所获补偿不符合明显低于法定工伤保险待遇标准，故不宜认定为显示公平。综上，双方签订的《工伤赔偿协议》不存在重大误解和显失公平，家属也未提供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过程中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，该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，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，且协议已经履行完毕，故公司无需再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123900元。
家属不服一审判决，遂提起上诉。二审判决：赔偿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，遂判决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仕邦说法：发生劳动争议包括工伤保险待遇纠纷，劳动者可以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，也可以请工会或者第三方共同与用人单位协商，达成和解协议。和解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自愿基础上，任何一方或者第三方都不得强迫另一方当事人进行协商。达成的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不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重大误解、显失公平情形的，应当认定有效。本案双方签订工伤赔偿协议时，未有证据证明在签订协议过程中有一方存在欺诈、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等情形，该协议系双方当事人自愿基础上的真实意思表示；从赔偿协议内容看，既约定了赔偿金额，又列明了工伤赔偿的具体项目，还参照《工伤保险条例》中所规定的工亡情形，说明双方当事人对工伤赔偿的法定标准是知情的，对自己能够获得预期利益是可知的，故不能认定家属在订立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以及协议内容显示公平。赔偿协议还明确约定，赔偿款项给付后，双方之间工伤、劳动争议一次性解决，此后再无任何纠葛，家属不得再向公司主张任何此类权利等。上述赔偿协议并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，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