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几年间，为了迅速提升本校的学术地位，填补学科或专业空白，或企图跻身国际一流水准，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刮起了一股引进“一流”、“顶尖”人才之风——引进的人才从院士、国内外名牌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术骨干、学科带头人、学科评议组成员，到学术新星、海归博士、青年才俊，给予的地位有副校长、院长、特聘教授、学科带头人、博导，至少也是教授或过渡性的副教授，提供的条件则有数以百万、千万元计的科研经费，数万、百万元的津贴或年薪、专用实验室、专车、秘书、助手、住房、安家费，甚至还包括家属子女的工作安排、代付对方的违约金、重制档案以及其他常人连想也想不到的优待。
近年来，金融是国内学生的热门选择，进名校学金融，将来到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就业是不少学子的理想。当遭受到金融重创后，美国曾经引以为傲的金融业前景开始模糊。华尔街萧条了，而曾经漂洋过海去寻美国梦的那些留学生将何去何从呢？美国《侨报》报道，受金融危机影响，华尔街成了裁员风暴中心。为躲避冲击，一些金融业华人精英踏上了归国之路。有记者从北京十余家猎头公司获悉，次贷危机以来，咨询回国就业的海外人士比以前增加了两成多，其中有刚毕业的学生，也有在海外工作几年的资深人士。此次的金融危机使得华尔街世界金融老大的地位有所动摇，将来可能会有更多学生主动选择学成后回国就业。这对国内引进金融人才及国内高校的金融相关专业发展来说，无疑是好的一面。
难道蜜月竟是建立在双方没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吗？校方聘任他、宣传他的时候，究竟有多少把握？而杨某应聘时，对自己的责、权、利究竟是否明确？万一一方违约，另一方又能采取什么措施？
当然，各高校对他们也报以非常高的期望，甚至给他们定下“军令状”、硬指标，有的还非常具体——成为院士、获得国家大奖、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、达到国际一流或国内领先、在自然或科学等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若干篇文章，至少也要建成博士点，就差没有要求获得诺贝尔奖。
“人才们”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，在没有弄清自己的权利和义务的情况下，或在以为自己具备这样的能力的情况下，他们或接受了任命，或领取了薪水与津贴，或签订了协议。于是双方进入了蜜月时期，一切都显得喜气洋洋，前程似锦。
此时即使有不识时务的“方舟子们”质疑或揭发，双方都会不予理睬，甚至会直截了当地发表“辟谣声明”。比如山东某大学聘请杨某一例。 2004年9月，当杨某应聘就任山东某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时，校方曾在《解放日报》宣称是从全球招聘来的“掌门人”，并将引进“世界水平的团队”，在相关报道中称杨某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“终身教授”。方舟子因没有从该校的网站上查到这位终身教授，只查到发表过两篇论文，因而在网上发难。但无论校方还是杨某本人，都未予以理睬，径自过起了“蜜月”。然而，一年多后，校方与杨某重翻老账。事实证明，杨某的确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过论文，但他在他的英文履历表中只填写了TENURETRACK(终身制助理教授)的职称，他也将自己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由1998年误填为1993年。
杨某被校方免职了，双方的说法却大相径庭。校方说他的工作没有达到预期目标，他却说另有隐情。由于校方没有向外界公布具体情况，事实究竟如何无从知晓，但从双方的分歧中，不禁令人发此一问：难道蜜月竟是建立在双方没有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吗？校方聘任他、宣传他的时候，究竟有多少把握？而杨某应聘时，对自己的责、权、利究竟是否但愿这只是一个偶然事例，但愿高校引才，蜜月之后不是烦恼，否则不仅伤害了双方，还使中国的高校蒙羞，也浪费了纳税人的钱。
葛剑雄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，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、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、教授，上海市政副参事，国际历史人口委员会委员，中国史学会理事，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，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。
(来源: 《教育与职业》 )